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作出批示，肯定武义依靠旅游为主的产业推进山民“下山脱贫”的做法和成果，引发浙江全省对武义旅游扶贫富民的聚焦和探讨。旅游扶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之一，但因为其关联度高、涉及面大、周期较长，目前真正令人称赞的案例并不算多。武义曾是浙江省贫困县之一，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生活在环境恶劣的贫困山区。转瞬十余年，武义依靠生态旅游推进山民“下山脱贫”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具体策略是什么？群众的满意度如何？能给全国旅游扶贫富民工作带来哪些启示？
看：那些下山农民的笑容与喜悦
秋高气也爽，出游好时节。武义牛头山，头顶蓝天白云，怀抱青山绿水。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大巴车和自驾游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进，顿入唯美的大自然，一些游客匆忙用相机定格美景，一辆载满了老年游客的车上，飘出了阵阵欢快的合唱声：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面对即将进入景区的游客，牛头山景区的保安部经理鲍忠伟跟平常一样，身穿保安制服，手持呼叫机，一边有序指挥其他保安人员引导旅游大巴停放，一边满脸微笑地搀扶离自己最近车辆上的老年游客下车。单凭这些情景，人们很难想到，这个看起来训练有素的保安，曾是一个在牛头山土生土长的“放牛娃”。
20多年前，武义县开展“下山脱贫”工程，鲍忠伟家随着全村整体从牛头山搬迁到山脚下，随后进城务工。“住不好、吃不好，钱还少，过年都不好意思回家。”他这样形容当年打工的情况。令他没有想到的是，8年前，武义县里决定把曾经的“穷山恶水”牛头山开发成旅游景区，并且声明景区职工要以当地村民为主。景区正式营业后，鲍忠伟毅然返乡就业，成为景区的工作人员。两年前，在家养猪、种板栗的爱人也被成功录用为景区服务员。他说能在家门口有个安稳工作感觉非常踏实，夫妻俩一年能有近10万元收入，尽管如此，他觉得比在城市挣15万元还要舒适。让他特别满意的是，景区还给员工缴纳了“都市白领”才有的五险一金。
年过六旬的周叶华也曾是牛头山上的村民，如今，他每天穿梭于牛头山景区的25栋由土坯房改造的民宿，负责打扫卫生，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工资。看到有人来访，他放下手中的扫帚，爬满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说这些房子是他们老村子的建筑，一直荒废着，没想到，通过景区租赁开发，变成深受游客喜欢的特色民宿。他说自己的儿媳妇也在景区上班，收入比在家务农好得多。但对他而言，挣钱交保险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人老了，总想回到故土，每天跟美丽的山水做伴，觉得高兴。”
粗略统计，牛头山景区共有300多名员工，本地村民超过260名。牛头山景区总经理郑世雄表示，由大量村民组成的服务团队，虽然没有城市酒店、景区服务员形象时尚，但都非常朴实，景区运营近十年，从未发生过游客遗留在景区的东西丢失的事件。“员工好，景区就会更好。”郑世雄说，景区每月都在山上道观举办一次法事，他每次许的第一个愿望便是：员工开心幸福。
与鲍忠伟、周叶华等数百名因在旅游企业就业找到满足感不同的是，随着牛头山和十里荷花等景区的发展壮大，一些“下山脱贫”的村民和周边村原居民则依靠自主经营农家乐享受到发展旅游的红利。
柳城镇新荷村是一个拥有400多人口的畲族村，居住着许多从附近小黄山“下山脱贫”的人们，村支书舒伟雄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这几年看着县里把村附近的荷花田开发成了十里荷花景区，村民便利用搬迁后修建的空新房开办农家乐，全村已有近200张床位，每户每年至少增收5万元。更可贵的是，为了支援家乡发展，在外经商的村民回乡投资开发了老村庄所在的小黄山。如今，小黄山已发展成华东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
舒伟雄说：“每到荷花盛开的季节，四面八方的游客到十里荷花景区旅游，农副产品变得格外紧俏。农民种的板栗原来两元钱一斤没人要。现在10元一斤，抢着要。莲子以前每斤卖20元，现在卖到每斤80元。最近更有游客出高价购买当地村民种植的宣莲，许多游客还会托农户帮忙购置一些当地土特产带回家，这让周边农贸市场商户跟村里农家乐业主很熟，只要看到他们出现在市场，商户们总是笑脸相迎。”
“方方面面的变化很多，但最大的变化还是村民素质大大提高。”舒伟雄说，许多城市来的游客，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还有的是艺术家，他们进村后很喜欢跟村民交流，有的还给村民集中讲课。他举例说，以前村民在村中乱扔垃圾十分普遍，后来看到进村的上海游客都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便跟着模仿，形成了讲究卫生的习惯。记忆犹新的是，曾有一位苏州游客把价值十几万元的戒指落在房间，被村民主动送还，失而复得的苏州游客塞给那位村民500元钱表示酬谢，却被坚决拒绝。这让那位苏州游客现场连称：“你们这样的地方，来100次也不嫌多。”
穿过江下村村口的畲乡城墙，人们会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跟新荷村一样，这里毗邻牛头山和十里荷花景区也是“下山脱贫”的移民村点，全村600多口人，大多数以前只有依靠种田生活，一些待不住的村民选择外出开超市、务工。近年来，江下村周围的景区生意越来越好，加上完成了旧村改造，乡村旅游发展星火由此点燃。这两年来，全村开办出23家民宿，床位达203张，户均增收6万元。“以前愁没钱，现在愁房子不能建得更大些，好接待更多客人。”经营民宿的村民潘进平说，村里旅游火起来后，竟然有两个在外经商多年的村民返乡开办民宿。“他们说在外面开超市没日没夜太辛苦，还是居家赚钱幸福。”潘进平说，这让他颇感意外，更加体会到做一个“乡村旅游人”的快乐。
听：那些曾经积贫的无奈与纠结
不知其史，难解其今。武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下山脱贫”的移民村？这些村庄曾经面临怎样的贫困或瓶颈？下山后何去何从才是最好的路径？
地处钱塘江和瓯江上的武义属于山区县，其南部山区13个乡镇曾被浙江省委、省政府确定为贫困地区，这部分地区即包括了牛头山三个村和后来的新荷村、大溪口村、江下村等，面积占全县一半，贫困人口达12.4万人，占全县三分之一，其中8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有4万人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发展环境特别艰难。为此，武义县也曾被确定为“贫困县”。
牛头山所在的西联乡旅游办主任汤军伟表示，景区没有开发以前，村民吃米都要人工从山外挑进去，而从村里到乡里最远要走6个小时，遇到雨雪天气根本出不去。面对穷山恶水和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山民只能采取粗放式经营，靠垦林开荒来扩大生产增加收益，这就导致大量植被破坏，野生动物日趋减少。尤其是牛头山下田村、上田村一带，刚好是武义县雷暴中心，短时强降雨特别多，洪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经常发生，并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村民的人身和房屋经常在抵抗灾害中受伤受损。“一些村民去外面务工，回家后发现房子已经倒塌。”汤军伟说。
“已经到了必须搬迁的地步。”鲍忠伟说，他们当时住在牛头山的下田村，生产生活完全要“听天由命”，集体经济基本为零，人均收入仅418元，比全县平均水平还低近300元，就算有政府送钱送物的扶贫，只能暂时起到缓解作用，山上百姓生活无法根本改变。正在此时，武义县传来消息，要通过“下山脱贫”工程将贫困地区村庄统一搬迁下山，分散安置于山下自然、交通条件好的村庄，一些村庄搬到县城郊。
从小黄山“下山脱贫”的舒伟雄是这场移民行动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介绍说，刚开始，身边很多村民对于“下山搬迁”持犹豫态度：不搬吧，确实太穷了，完全看不到出路，就这么穷下去？后辈怎么办？搬吧，一些安土重迁的中老年村民又觉得抛弃繁衍的故土，是不是不妥？会不会破坏祖辈风水？当然，更多人担心的是：下山后“有没有活干？”、“有没有钱赚？”
舒伟雄认为，不管是从民生角度还是全局角度，当时政府实施“下山脱贫”工程的决心是坚定的。为了让山民“主动搬”，政府一方面妥善解决下山脱贫农户户籍、就学、土地、山林权属等后续问题，另一方面组织典型户再上山“现身说法”，组织贫困山区农民下山参观下山脱贫村。同时，对于下山村民新建房屋、创业等予以政策扶持。
经过20余年努力，武义县历届党委政府共完成415个村的异地搬迁工作，下山人口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因为山下分到的田地不多，除去大部分经过政府培训后转移到第二产业的人，刚开始那几年，部分人依然需要回山上种田，兼而外出务工来保障生活，下山后的生活环境虽然得到改善，但收入依然单一，整体脱贫效应不够明显。
为了让所有下山村民都“稳得住”、“富得快”。武义县委县政府决定，干脆借“下山脱贫”激活旅游资源，以旅游等生态产业开发促进脱贫致富，安居乐业。全县乡村旅游发展也由此启幕。鲍忠伟笑着说，后来大家都有出路，当年那些纠结和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